余杰:耶穌從來沒有教導我們愛暴政 回應盧龍光《以愛化解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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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註:本文蒙余杰先生允許刊登,舊題《愛納粹中國不是耶穌的教導》,在《時代論壇》刊登時被稍為刪節。余杰先生特別改新題《耶穌從來沒有教導我們愛暴政》,《門徒媒體》校對後刊登原文。)

盧龍光以《以愛化解恨》回應我對他的批評。通篇讀下來,我發現此前我並沒有誤讀或誤解他。如果説他此前的言論是隻言片語、語焉不詳,那麽他的回應文章,就將他的觀點全面呈現出來。網友在網站和臉書上的留言,幾乎是一邊倒的對盧的批評,這對自稱「代表」香港或中國主流民意的盧氏是莫大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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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我不不打算繼續回應,但有中國國內的弟兄建議説:「這裡爭論的問題,對面臨日益增長的逼迫的中國教會,有很重大的意義。面對一個如此邪惡的共產政權,我們基督徒當如何面對呢?」所以,我願意再作一次回應,不是説盧氏和他個人的觀點有多麽重要,而是説這場爭議涉及的若干議題非常重要,中國、香港、台灣及華人教會都需要面對、思考和應對。

盧氏指出:「世界在變,中國在變,香港在變,任何人的觀點,當然有基本原則,但若只是固步自封,只看昨日,不看今天,只見到黑暗,見不到光明,不願意以開放的態度去看變化中的景物,作出反思、判斷和調適,這種立場是無法溝通和對話的。」我當然看到了世界、中國和香港的各種變化,然而中共的本質如同「茅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從其建黨、建政以來從未有根本性的變化。昨天的中共跟今天的中共都是「殺人黨」、「謊言黨」、「暴力黨」,何曾蛻變爲現代選舉式政黨?我在中共身上只看到黑暗,看不到一點光明,除非盧氏對黑暗和光明的定義跟我截然相反:難道他認為習近平「走向帝制」的舉動是光明嗎?難道他認為中國數千家教會被拆毀是光明嗎?遺憾的是,對於從來不變的中共政權,偏偏有很多人「願意以開放的態度去調適」,比如香港泛民陣營代表人物湯家驊到北京跟張曉明「浪漫」賞花,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盛讚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大有進步,政協常委譚耀宗聲稱「結束一黨專政」是違憲。看來,盧氏還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他們看齊。

如何認識今日之中國(中共)?
盧氏在文章中認為,以納粹政權和希特拉屠殺猶太人的例子,來類比今天的中國政府,以蘇聯和捷克及東歐的關係,比喻中國和香港的關係,並且以「香港淪陷」描述香港九七回歸,乃是「不倫不類的類比」,「只可以說是反映了余先生的政治立場和觀點,但卻與大部份中國人對中國所認識的實際處境不符,也不是大部份香港人對香港的瞭解」。

我不知道盧氏何以代表「大部分中國人」和「大部分香港人」。難道雨傘革命中,走上街頭的數十萬港人、參加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數十萬港人,都不能代表港人對中國(也即中共,因為「黨領導一切」且「黨國一體」)的認識嗎?在中國,近年來,固然沒有出現像六四那樣席捲全國的大規模抗議活動,但那是中共用七千億維穩費用所達成的「高壓鍋中的穩定」,絲毫不足以說明「大部分中國人」對中共的統治心滿意足、感恩戴德。習近平「全票」當選國家主席,能表明中共具備了統治合法性嗎?一個對內鎮壓費用超過國防支出的政權,一個一夜之間將數十萬「低端人口」趕出首都的政權,不是「進化了」的納粹又是什麽呢?有網友將北京警察掃盪「低端人口」的照片,與當年納粹淩虐猶太人的照片放在一起,前者簡直就是後者的翻版。

中共政權一點都不比納粹「更好」,我用這個類比,不僅不是「不倫不類」,而且我還嫌力度不足。中共的殘暴、邪惡和黑暗,遠遠超過納粹,中共屠殺國人的數量,更是希特拉屠殺猶太人的數倍之多。我即將出版一本專門論述「納粹中國」這個概念的新書,希望更多香港、台灣和中國讀者可以讀到,然後不再像盧氏那樣,對中國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甚至從潰爛的膿瘡中,發現美善和進步。

當然,我並不指望單單靠文章就能說服盧氏,因為裝睡的人是叫不醒的。我跟盧氏以及很多爲中共説好話的海外人士之分歧,並非觀念和價值之分歧,說到底,他們爲中共背書,背後乃是利益的驅動。早在十年前,我就聽說,盧氏等香港教會界權貴人士應「三自會」之邀「考察四川地震災區」,一路上享受紅地毯待遇、吃香喝辣、好不愜意。他們無視數千無辜學生死於豆腐渣校舍的「人禍」,裝模作樣地爲解放軍和政府「高效率的救災工作」懇切禱告。有生活在四川災區的基督徒,看到此種令人作嘔的場景,曾憤怒地撰文譴責。這些香港教會界名流雅士,早已是中共重點統戰對象,「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此前,我有專文譴責梁燕誠、梁家麟、台灣蒲公英基金會等個人和機構賣身求榮的卑賤行徑,這次再加上一個盧龍光,這個名單上的後來者必定越來越多。

如何認識中國的宗教政策及「三自會」
如果能正確認識中共的本質,就能正確認識中共的「隨附組織」三自會的本質。反之,不能認識中共的本質,自然也就不明白什麽是「三自會」。
盧氏有一段話批評我「對自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八年因為信仰而被打壓、批鬥至死亡邊緣,廿一年才獲得平反的寧波市范愛侍牧師作出侮辱性言論,稱他為官方「三自會」的「高級官員」!」並説我的此一言論「如此涼薄」。

范氏生前是「寧波市基督教協會」會長(寧波是副省級的「計劃單列市」),也擔任過浙江省「兩會」下轄的「浙江神學院」的首任院長,我説他是「三自會」的「高級官員」,難道有錯嗎?我是如實地陳述其身份和地位,為什麼盧氏會如此惱羞成怒呢?難道盧氏自己也知道「三自會」是一個不能拿上台面、更不能向主交賬的「負面名詞」?

范氏早年被打成右派,送進勞改營,備受折磨,這是事實;但他晚年又投靠共產黨,在「三自會」系統內從事宗教統戰工作,這也是事實。我們不能説受過共產黨迫害的人全都是好人(劉少奇、林彪被毛澤東迫害致死,但他們絲毫不值得同情),朱鎔基當年不也是右派嗎?當朱鎔基熬成總理之後,在其任內不也幹了數不盡的侵犯人權的惡行嗎?

我用「三自會」這個名詞,而不用「三自教會」這個名詞,因為若遵循聖經原則,教會必須以耶穌基督爲元首,而「三自會」下轄的各堂會,根據「三自會」之章程,其元首是黨國及「社會主義制度」。三自作為一個龐大的組織體系,是共產黨用以控制、監督乃至消滅基督教的工具。三自的官員,從政府領取薪水,從政府分配房子,不是耶穌的人,而是黨國的人。我不否認在三自系統內,有一些普通信徒具有真實的信仰,我跟他們有所接觸,並勸導他們早日脫離三自。如果盧氏真是因為資訊受限、不瞭解三自的真實情況,我可以推薦他讀一讀來自溫州家庭教會、如今在美國華人教會牧會的潘勝利牧師(筆名舍禾)所著的《中國稗子會——對「三自」的剖析》(美國華恩,二零一一年)。這是我讀到的最全面、最深刻的關於三自會的專著。我相信崇基神學院或香港中文大學的圖書館一定存有此書。

就在盧氏爲一名三自會高級官員之死如喪考妣之際,他對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和人權律師李柏光被共產黨迫害致死的悲劇,卻無動於衷。而且,就在他撰寫文章勸誡人們要多看中共及三自會的「光明」的一面之際,「中國福音會」的曹三強牧師,被中共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七年重刑。數十年來,曹三強牧師在中國默默從事福音工作,如同春雨般「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二零零八年汶川地震後,曹三強在災區幫助數以百計的學生及災民度過難關——與此同時,盧氏等香港教會「高端人口」卻來此作了一趟無比風光的公費旅遊。後來,曹三強牧師又到雲南普洱從事宣教、慈善救濟及興教辦學事業,幫助貧困兒童接受基礎教育。共產黨偏偏連這位低調謙卑的牧師都容不下。曹三強牧師不願加入三自會,他所做的慈善和教育工作,居然比擁有巨大資源的共產黨做得好,共產黨當然不能看到體制外的人得到當地民眾的愛戴,一定要將他除之而後快。

在耶穌基督眼中,盧龍光前院長和曹三強牧師,誰才是「忠心又良善」的僕人呢?三自會與家庭教會,誰是稗子,誰是麥子?

如何認識六四民運和雨傘革命的成敗?
盧氏又說,「我們支持民主發展的香港人,必須承認雨傘運動也是一場無功而還的民主運動」。他對六四民運也是如此論斷,認為是「好心辦錯事」。正因為對中共的本質認識不清,才會有此種論調——如果不發生六四民運,中共不會血洗北京城,說不定體制內的政治改革早就成功了;如果不發生雨傘革命,中共也許會同意香港實行「雙普選」,香港民主就有保障了。以此類推,台灣的二二八屠殺也是如此——如果台灣人乖乖順服,即便有「官逼」也不要自不量力地「民反」,後來哪會有白色恐怖和漫長的戒嚴呢?說到底,錯的都是那些不知道「見好就收」的「激進派」。這就是盧氏「反思」的成果。

對六四、對雨傘革命,不是説不可以反思,而是説應當朝哪個方向反思。我對六四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領袖,對「佔中三子」以及香港的某些學生領袖,都曾提出過尖銳的批評性意見。但是我的反思方向跟盧氏相反:首先,中共本質就是毛澤東所説的「馬克思加秦始皇」,或者用漢娜·鄂蘭的說法,是靠謊言和暴力來維持「極權主義」政體。即便是放棄反抗、甘當順民,也未必就能置身事外、倖免於難。盼望綁匪良心發現,機率太低了。

其次,反抗運動一定要珍惜那些具有「徹底性」的思想和言行,不能不假思索地扣上「激進」的帽子、加以否定。六四時,學生們將污染毛像的「三勇士」扭送公安局,導致三人被判重刑,這成為不少良知未泯的學生領袖的終身之痛;雨傘革命時,有些人刻意跟港獨派划清界限,殊不知本土意識和港獨思想,正是雨傘革命中誕生的最寶貴財富。

至於甚麼叫「成功」,我的判斷也跟盧氏相反。如果用盧氏功利主義的眼光來看,耶穌基督不是成功者,而是失敗者。為什麼耶穌要進入耶路撒冷這個危險的地方呢,在週邊安全之地傳福音難道不正可以拯救更多人的靈魂嗎?為什麼耶穌要以卵擊石,得罪猶太祭司集團和羅馬殖民當局呢?同樣的道理,刺殺希特拉的施陶芬貝克,以及散發反納粹傳單的「白玫瑰」兄妹,他們也都失敗了。他們既未殺死希特拉,也未立時喚醒民眾。然而,他們用生命證明了黑暗時代仍有自由之光,他們是德意志民族從罪孽中翻轉的鑰匙。雨傘革命也是如此,表面上看它未能撼動「土共與港奸治港」的政治格局,但它讓全世界看到,香港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不屈不撓的反抗意志,並將思想的種子埋下,終有一天會長成參天大樹。

盧氏引用若干聖經經文,反駁我所説的「因反抗,得自由」,證明「反抗」並非聖經的教導。我一般不會大量地、斷章取義地引用聖經經文,在公共領域發表的評論文章,不是在教會講臺上宣講的講章,用不著大量引用聖經原文來表明自己的博學和敬虔。我更相信,字句是死的,精義是活的。

我所説的反抗,不是暴力革命。堅持真理,就是反抗,所謂「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聖經固然否定人們在地上建立天國的奢望,耶穌基督也不是帶領猶太人推翻羅馬帝國統治的民族英雄,但聖經確實是一本反抗之書,耶穌基督用上十字架的行為實踐了對世俗權力的顛覆。如果不反抗,摩西如何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如果不反抗,先知們為何不顧生命危險地斥責作惡多端的君王?

如果我引用另一些經文反駁盧氏,這種做法就太過小兒科了。我寧願引用一位香港普通基督徒在其文章後的留言:「面對今日的光境,香港的教會和基督徒,必須先審視過去數十年的態度和行為,再縱觀香港與中國,如何發展到貧富懸殊及法治流失的境地。是否太多人選擇順服,但違反公義仁愛,來換取刻下所謂安穩的生活?基督徒有否按聖經教導,站在公義慈愛的原則,演繹先知的角色,向不公不義,以至逼害教會的掌權,提出嚴厲警告和意見嗎?還是最終盲目以順服一切人間權柄繼續沉默,對受欺壓的人說『你們平平安安地回去』嗎?或對被強盜打傷躺在路旁的人視而不見,從旁過去,留下好撒馬利亞人現身代勞麼?」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宣告不是投降主義
盧氏在文章的最後居然引用劉曉波《我沒有敵人》中的一短話,並反問我説:「余先生,你可以聆聽到劉曉波「以愛化解恨」的呼聲嗎?」我不禁啞然失笑。

作為《劉曉波傳》的作者,也作為劉曉波文集的編纂者,我對劉曉波思想脈絡的理解,相信很少有人能企及。史學大師余英時先生在爲《劉曉波傳》所作之序言中指出:「以年齡而言,曉波和余杰是兩代的人,但他們卻生活和思想在同一精神世界之中。更重要的,他們之間的「氣類」相近也達到了最大的限度。……陳寅恪形容他和王國維之間的關係,寫下了「許我忘年為氣類」之句;他們也是「氣類」相近的兩代人。陳寅恪寫《王觀堂先生輓詞》和《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都傳誦一時,流播後世,正是由於「氣類」相近,惟英雄才能識英雄。」盧氏豈能用劉曉波的言論和思想,來否定我對他的批評?他根本沒有讀懂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真意。

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宣告,絕對不是盧氏那樣的投降主義——共產黨太強大了,每次反抗都只能導致我們的處境繼續惡化,所以不如放棄反抗,至少還可以苟活。反之,劉曉波的一生就是反抗的一生,他屢戰屢敗,屢敗屢戰,一直到被中共虐待致死。他雖然屍骨無存,卻向死而生。劉曉波所説的「沒有敵人」,乃是提醒自己和所有的反抗者,不要成為仇恨的奴隸,不要最後變得跟反抗的對象「精神同構」,正如評論人一平所説:「自一九四九年後,中國文明被摧毀為一片廢墟。在這篇廢墟上,我們如何重建文明?從哪裡開始?哪是基點?曉波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以個人的生命痛楚經歷、體驗以及深入反省,在中國當代這片文明的廢墟上,確立了兩個基點,一個是六四血泊,一個是以基督為樣板的神聖意義和絕對道德;前者是立足,後者是指向;在這兩者之間,確立起當下中國的道義精神,由此抵制極權統治,推動中國走向文明,完成憲政轉型。」有一天,也許並未接受過洗禮的劉曉波,和在神學院教了一輩子神學的盧龍光,都來到耶穌基督面前,耶穌基督會認誰是他的門徒呢?

盧氏在文章中説我旅居美國,並未在香港生活,而且還很年輕,似乎不配討論香港問題,更不配對足夠「成熟」的退休院長提出異議,頗有點當年江澤民斥責香港記者張寶華「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太年輕,太簡單,有時很幼稚」)的倚老賣老的氣勢。然而,我雖然沒有長期生活在香港(我是港府黑名單上的人,從二零一零之後即不能踏上香港的土地),但我數年來撰寫了數以百計聲援香港民主運動和本土運動的文章,比生活在香港的盧氏發出更多的聲音,我不認為我比他對香港的瞭解少。而且,我從來不認為年老就意味著自動具備了睿智、正直、真誠、勇敢這些品質,我從來不接受中華民族「尊老」的「優良傳統」,我從來不害怕批評那些「樹大根深「的老人——從學界的季羨林到饒宗頤,從政界的鄧小平到江澤民,我不因為他們「老」就放過他們,也不會因為他們徒子徒孫眾多就繞過他們。在真理面前,無所謂老少,老人和年輕人是完全平等的。

盧氏進而暗示,我是因為在中共的統治下受過苦,才會對共產黨充滿仇恨。於是,他居高臨下地教導我説,要「用愛來化解仇恨」。但是,虛無縹緲的愛,專門給予強權者的愛,沒有公義與之平衡的愛,並不是基督教的愛和聖經中的愛。聖經中説,惡要厭惡,難道作為神學教授的盧龍光不知道這句話嗎?耶穌從來沒有教導信徒要愛羅馬帝國或者以色列國,耶穌要求信徒去愛那弟兄中最小的那個。然而,與之相反,盧氏所標榜的愛,是有選擇性的愛,只愛當權者,不愛受苦者,就像很多道貌岸然的教會那樣,口口聲聲爲在上掌權者禱告,但一説爲六四難屬、系獄的人權律師以及關押在集中營的藏人、維吾爾人禱告的時候,他們立即就瞠目結舌、閉口不言了。
這些年來,香港社會在變,香港教會也在變,很多人變得面目模糊,甚至有人反向狂奔。我卻相信,有些恆久不變的東西是瀰足珍貴的。在香港的情勢越來越嚴峻之際,香港教會界仍有那麽多像但以理那樣堅持言說真話、真相、真理的基督徒,如崇基神學院現任院長邢福增、林國璋牧師、劉志雄牧師、袁天祐牧師、朱耀明牧師、陳日君前樞機主教……有的我已相交十五年之久,彼此心心相印;有的我從來不曾謀面,卻心有靈犀一點通。

儘管盧龍光這樣的人物與我背道而馳,但在追求自由與真理的光榮荊棘路上,我並不孤獨,正如雨傘革命中成千上萬香港年輕人齊聲高唱的黃家駒的那首《海闊天空》:「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哪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作者: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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