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堂會糾紛反思堂會本質、領袖角色和合一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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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基督教界內先後發生兩宗受到傳媒關注並惹來坊間廣泛討論的事件,先是博愛潮語浸信會前主任牧師涉及性侵該會會友,成為報章頭條新聞,然後是基督教善樂堂發聲明解除其創會牧師職務,也引來傳媒報導,及教內人士的熱烈討論。毫無疑問,社會輿論確有越來越關注宗教團體內部運作和留意宗教領袖品格操守的趨勢。可惜的是,當面對這新的社會形勢,不少堂會領袖仍然抱持著非常守舊的思維,認為堂會內的人事問題,屬於堂會內部事務,應由堂會領袖(教牧和長執)全權負責處理,而堂會會友應信任堂會領袖,不應諸多質疑。至於堂會外的人士,更不應說三道四,干涉堂會內政。有少部份堂會領袖,更視社會輿論為洪水猛獸,認為背後有撒但的操控,對社會輿論持敵視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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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教會應如何看教內的輿論,張國棟博士已撰《教會輿論──從某堂會解聘牧師說起》(下稱「教文」)一文,作出初步探討,並提出一些建議。我認為教文很有參考價值,例如其中提到教會應該如何看網絡公審現象,如何看教內獨立調查,如何理解輿論的價值和特性,和信徒群體可如何發展出成熟的輿論德性等,這些課題都值得主內同道繼續思考。

我認為今時今日,堂會領袖除了對社會或教會輿論要有更多認識和理解之外,同時也須對堂會的本質、堂會領袖角色和如何看教會合一等幾方面,有更適切和準確的認知、理解,堂會的運作才不致於跟時代脫節。假若堂會領袖仍固步自封,後果將非常嚴重,並且將令基督的名受到更大虧損。

堂會的本質
首先,堂會領袖包括教牧和長執,必須明白當代堂會的本質,乃是一個經政府部門(公司註冊處及稅務局)認可的非牟利慈善/宗教團體。作為一個非牟利慈善團體,堂會可獲得分配社區資源的權利,例如申請康文署場地作活動時可獲豁免收費,或可為堂會的社區服務事工向社會福利署申請賣旗籌款等;另一方面,各界人士對該堂會作出的捐獻,都可以因著該堂會發出的奉獻收據,獲得稅務減免。因此,由於堂會作為非牟利慈善團體可比一般私人機構獲得更多社會資源,堂會理所當然應接受政府有關部門及公眾的監察。

事實上,由於香港宗教界在過去幾年接二連三爆出醜聞,以至普羅大眾對宗教團體的關注大大提高,普遍要求宗教或慈善團體提高財政和營運的透明度。例如發生於2016至17年的定慧寺事件,便是其中一單較受注目的宗教界貪腐醜聞。歷史悠久的大埔定慧寺,被揭發其女住持釋智定涉假結婚、非法挪用信眾捐款、及非法經營骨灰龕等醜聞,最終導致法庭向定慧寺頒下清盤令,事件才告一段落。但這件事毫無疑問令社會各界(包括立法會議員)更關注宗教團體的財務狀況和日常營運有否受到適當監管。

因此,堂會領袖必須明白,由於堂會是非牟利慈善團體,不是私人機構,所以堂會有其公共性質。因此,即使是堂會的內部運作例如人事管理或財務管理,也不應被視為純粹堂會內部事務,而是應面向社會,保持所有堂會運作在公開、公平和公正的情況下進行,堂會領袖亦應心甘情願地接受社會的監察。

堂會領袖的角色
除了認定堂會的本質是政府認可的非牟利慈善團體,故具有公共性並且應接受社會監察外,堂會領袖也必須了解,不論是教牧同工抑或執事堂委,他們在堂會這間非牟利慈善團體的組織架構中,有其重要角色和功能,但當中必須克服很多制度上的內置矛盾和限制,處理好彼此之間的關係。

我在拙著《堂會確是一間有限公司。》中,已表明教牧同工是堂會的受薪僱員,而執事、理事或堂委是堂會的義務董事。教牧同工作為受薪僱員,必須明白其在堂會內的所有工作,乃受其聘用合約所限制和約束,所以他們確有責任向堂會董事會(即執事會或堂委會)交代其工作。當遇到一些堂會議案涉及其切身利益時,教牧同工也必須避嫌,防範利益衝突。另一方面,堂會執事或堂委,在堂會架構中的確承擔了堂會董事的角色,因此有責任監察堂會僱員包括教牧同工的工作和操守,並且在同工出現品格操守問題時,有責任介入處理。

由於教牧同工和長執都是堂會的領袖,被會眾視為屬靈榜樣,理應建立彼此間緊密合作同心同行的關係,然而在目前的堂會體制下,卻殊不容易。教牧人員一般被視為「上帝的僕人」、「蒙召奉獻傳道」、「牧者」。他們雖為受薪僱員,卻需要帶領聘請他們的長執和會眾一同發展堂會事工,拓展上帝國度。執事和堂委,雖肩負堂會董事角色,卻需盡力順服牧者的帶領,尊重上帝的僕人。但很多時候,教牧同工的恩賜、才幹、辦事能力等,往往有其限制和不足,難以做到面面俱圓。他們與部份執事的性格、處事方式、理財觀念等,也可能十分不同,結果就是長執和教牧的關係,很容易長期處於張力甚至是衝突之中,因為當中實在涉及太多利益瓜葛,太多內置矛盾。

面對教牧和長執之間的必然張力,我建議教牧同工一方面抓緊所領受的呼召,毋忘初衷,做好日常傳道牧養的工作,另一方面,教牧同工必須學習謙卑地做一個好僱員,積極與堂會的長執建立彼此信任的關係,做好溝通,主動向執事會或堂委會交代自己的工作和事工計劃,不應因工作繁瑣而逃避應盡的責任。

作為堂會的執事、堂委,同樣應重視與教牧同工建立互信互勉的關係,主動關心同工身心靈健康,樂於讓教牧同工發展抱負。在處理一切堂會事工,特別是教牧同工的薪酬福利或其他切身利益時,應客觀持平,公事公辦。我建議所有長執、堂委們詳閱堂會的公司章則及備忘錄(俗稱M & A),按章則所制定的程序辦事,包括安排好各類會議,做好各樣會議紀錄,處理好執事、堂委的人事更替等。正如使徒保羅說: 「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羅馬書十二章十七節)

今時今日,執事、堂委等應比過去更嚴守程序公義。當堂會有任何重要的人事變動、財務安排或要落實重大發展策略時,長執們應主動向會眾交代,開誠布公,保持堂會運作的高透明度。當要召開會友大會處理堂會重要議案時,所有堂會領袖都應有充足準備,預備好所有要向會眾交代的資料和文件,及清楚說明一切決議背後的原因和目的。使徒保羅曾鼓勵作為教會領袖的提多,要「言語純全,無可指責,叫那反對的人,既無處可說我們的不是,便自覺羞愧。」(提多書二章八節)我認為保羅的勸勉對今日堂會領袖來說,同樣是非常適切的提醒。

總括而言,面對社會各界要求宗教領袖接受監察和提高宗教團體透明度的呼聲,堂會領袖更應追求成為一班光明磊落,誠實正直的人。正如詩人所說:「耶和華啊,誰能寄居你的帳幕,誰能住在你的聖山?就是行為正直,作事公義,心裡說實話的人。他不以舌頭讒謗人,不惡待朋友,也不隨夥毀謗鄰里。」(詩篇十五篇一至三節) 盼望更多堂會領袖能成為可居住在上主聖山的人。

為堂會重新定位,活出合一見證
除了反思堂會本質和堂會領袖角色外,我認為近期發生的堂會醜聞和糾紛,其實也反映了整個香港教會作為一個基督身體的殘缺不全,甚至可以說是支離破碎。我這樣說,是因為看到個別堂會的糾紛或錯失,只能由個別堂會的幾位領袖獨自承擔,其他教內的資深牧者和領袖等竟然無從介入。

張國棟博士在教文中便批評導致上述情況背後的觀念,就是認為個別堂會內的糾紛,只是該堂的家事,其他人無權過問。其實這種觀念非常自我中心,亦畫地自限,跟新約聖經的教導背道而馳。新約的教導其實非常清楚,就是所有耶穌門徒的群體,都屬同一教會同一身體,所有信徒(而非只是某一間堂會內的信徒)都是一家人。正如張國棟在教文中說:「二千多年歷史發展至今的教會分開很多流派和堂會,福音派傳統的堂會更多數是獨立小教會,無人能管,這是事實,但這並不能取消在堂會A的你與在堂會B的他是同一家人的信仰基礎。」事實就是,當一間堂會出現醜聞,整個基督身體都受到虧損。這也正是保羅所說:「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若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快樂。」(哥林多前書十二章廿六節)

過去幾十年,「堂會發展」或「堂會成功」已取代了耶穌基督的地位,成為堂會領袖的關注焦點,成為了堂會領袖事奉的終極對象,成為了「偶像」,這個情況必須被扭轉。所有堂會,應服膺於耶穌基督的絕對主權之下,應致力追求合一見證。

所以,若我們真的相信教會合一,真的相信身體只有一個,並願意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堂會領袖便必須視堂會為整個基督身體中的一個肢體,並甘心樂意接受其他主內同道的勸勉和提醒。堂會領袖不論是教牧抑或長執,其優先效忠的對象,應該不是堂會,而是耶穌基督。堂會應重新被視為工具,為了服事那一體的、聖潔的、大公的、使徒性的教會。堂會是這一個教會的其中一個單位,是這一個身體的其中一個肢體。我建議所有不隸屬於宗派的獨立堂會,可主動邀請資深牧者成為顧問牧師,定期與資深牧者溝通,接受牧者守望。我盼望更多堂會領袖能痛定思痛,不再各家自掃門前雪,而是重視所有主內肢體的關係,願意彼此結連,資源共享,互相守望,活出一個基督身體的見證。

雖然,接二連三的堂會醜聞和糾紛令人扼腕,但若眾教牧同工和長執們能痛定思痛,藉這機會反思堂會的本質、領袖的角色和教會的合一,並願意悔改、調整、更新,則近期個別堂會的危機也許可被扭轉,成為改革當代堂會文化的契機。

作者:馬保羅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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