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回應吳宗文牧師於播道會港福堂七月份首兩個主日崇拜程序表中發表的文章，該文題為「回歸二十週年香港社會和教會的變遷」（下稱「回文」）。「回文」主要是探討香港在主權移交二十年後，社會上出現不同的抗爭運動，甚至有人高叫分離口號，這些現象背後的原因，同時也探討香港教會在這二十年中，所出現的變化和危機。由於吳牧師對目前社會形勢和教會處境的分析和理解，在部份教牧同工和長執領袖中，深具代表性，而回文中有不少論點有待商榷，所以我希望能藉此文跟所有關心香港和關心教會的教牧同工、長執領袖、弟兄姊妹互相交流，彼此勸勉。
吳牧師於「回文」上半部指出，香港社會之出現種種矛盾和衝突，是由於以下四個原因。一是新生代受後現代思潮影響，二是後殖民地主義浮現，三是對共產中國的不信任，四是內外問題渡至社會發展失衡。吳牧師指出，後現代思潮的特色，就是「要反傳統、反集團和反建制，並突顯個人、少數及弱勢的意願」，而由於這思潮的影響，令很多青少年人在一國兩制的「寬容尺度底下」，經常「測試社會的底線和挑戰權威」。而後殖民地主義浮現，是因為有一些人不滿現實，因而緬懷過去美好日子，於是英國米字旗和殖民地龍獅旗便在一些示威遊行中出現。至於不信任中共政府，是因為很多香港人「對自己民族近百年苦難歷史，並如何走到今天的局面，有所認知和理解的人不多」，「特別是新一代」，所以便令香港「成為反共反華勢力集結」的地方。最後，吳牧師認為，由於香港競爭力倒退，加上資金湧入，樓價急升，貧富懸殊加劇，令社會失衡。在這樣的情況下，新生代因為受社會泛政治化氛圍影響，「在缺乏獨立思辨及分析能力情況下，便易於受輿論和朋輩影響，傾向憤世嫉俗、挺而走險」。
個人認為上述吳牧師對香港社會矛盾加劇衝突升溫原因的理解，和社會實況相距甚遠，不少論點都帶有主觀和偏頗成分。
首先，吳牧師把過去二十年社會抗爭不斷的情況，歸咎於新生代，並認為他們受後現代思潮、香港泛政治化氛圍、對中華民族近代歷史認知不足、和朋輩因素等影響，因而做出種種挑戰社會底線的行動。這種論述最大問題是把香港社會出現抗爭運動的責任簡單地放在年輕人身上，卻無視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過去二十年在施政失誤和多番執行有違民意政策上應負的責任。綜觀吳牧師全篇文章，對香港和中國當權者的一切錯失，可說是視若無睹。道理其實十分明顯，當一個幾十年來安定繁榮而且大部份市民只顧搵食毫不關心政治的社會，在轉換了執政者後，竟然在短短十多年間，便變成為一個民怨甚深和經常出現抗爭運動的社會，若問誰應負責，當然先應質問管治香港的當權者，而非接受管治的香港市民，更不應把責任推到年輕人身上。
還有，吳牧師的論述完全誤判了今日香港年輕一代（特別是投入社會運動那一群人），以為他們對香港現況和中國國情並不了解。我想起雨傘運動期間便常聽到類似的言論，當時經常有人說整個運動背後有美國政府的煽動，而香港一班年輕人就是因為年少無知，被美國政府利用，成為對付中國政府的棋子。這樣說其實是把絕大部份香港年輕人看成極易受人唆擺的儍瓜，實際上是不斷矮化香港年輕人的獨立思考和個人分析能力，是對香港年輕一代人智慧的侮辱。若希望對今日香港參與社運年輕人有較客觀的評價，只要我們真誠地留意和閱讀他們評論社會時事的文章，或仔細聽聽一些參政者如羅冠聰、黃之鋒等人的議政言論，便會發現他們每個人都有其獨立思考的能力，很多時他們對社會時事都有其中肯的見解。他們對香港現況和中國國情的理解，也不會比我們任何關注時局的成年人遜色。
除了錯誤地把香港矛盾加劇的責任推在新生代身上之外，吳牧師文章的最大問題或最大盲點，是看不到香港社會面對的矛盾加劇和衝突升溫，最大和最主要的原因其實就是中國共產黨政府和其操控人民倒行逆施的管治手段，令香港人越來越抗拒。個人認為，香港人（包括年輕一代）不是對中華民族近百年歷史認知太少，相反，是我們對中國共產黨這個政權認識太多。
我們所認識的中國共產黨政權，就是一個滿口謊言、滿手血腥的政權。當這個政權在1949年獲得權力前，曾強烈批評當代掌權者那種專制獨裁的管治模式，並且不斷鼓吹要結束一黨專政。他們曾許下承諾，只要他們獲得權力，便會實現民主政體，推動法治，又承諾會還國家人民真正言論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但當他們上台後，他們內裡的猙獰面目，並那種獨裁專制唯我獨尊的本質，便逐步展現出來。中共政權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威權，不到三四年，便已剝奪了全國人民的基本人權，奪走了全國人民本應享有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新聞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宗教自由。直到廿一世紀的今日，情況竟是變本加厲。
中共政權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威權，不惜推動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運動，包括土地改革運動（引至超過一百萬人死亡）、反右運動（約五十萬至七十萬知識份子被下放農村和接受勞改）、大躍進（帶來大飢荒並引至超過三千萬至四千萬人死亡）、稱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帶來全國人民互相批鬥，受害人數達一千萬至二千萬）、和香港人印象深刻的六四屠城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政治運動，令數以千萬計人民被殺害、被逼瘋、被自殺，無數家庭破裂，人與人之間失去信任，人人為求自保不擇手段，還有國家數千年豐富的文化傳統也在多次的政治運動中被掏空。
為了鞏固領導人統治的權力，中共自上台後不久，便推行全國性的洗腦教育，教導人民必須愛國愛黨，擁護黨的領導，尊重黨的絕對權威。中共當權者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權於一身，他們的口號是「為人民服務」，但實際上卻是要求所有人民（包括所有宗教團體）皆為黨服務。
最近，中國著名異見份子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逝世，他的遭遇更讓香港人清楚明白所面對的是一個何等邪惡的政權。劉曉波先生一直以來，只是書生論政，以最和平理性和友善的態度，提出對國家政治改革的建議。但他對當權者這樣的好言相勸，卻被當權者以慘無人道的手段打壓，令他先後三次入獄，最後一次在獄中七年多。甚至在劉曉波先生被確診肝癌末期，生命已在倒數階段，中共當局仍禁止他和外界聯繫，朋友探望也遭阻攔。即使劉已表明盼望出國就醫，當局不單拒絕，還在他離世後，匆匆舉行喪禮，喪禮還不讓任何一位劉的好友出席。喪禮後，又在違背劉曉波家人意願之下，迅速把劉的骨灰撒到海中，令劉死無葬身之地。而劉曉波先生妻子劉霞，在從沒違反任何一條國家法例之下，卻被當局強行軟禁多年，弄至嚴重抑鬱症，但當局逼害還未停止。由劉曉波先生病重，到病危，到逝世，到喪禮，到撒灰，一直到今日，劉霞都仍失去人身自由。中共當局天天都說依法治國，但他們卻為了鞏固自己的權位，而天天都做盡各樣無法無天的事。
作為有良知的香港人，面對這個視人命如草芥、滿口謊言、為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的邪惡組織，難道我們不應為了捍衛所珍惜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社自由、宗教自由，和真正法治、廉潔、尊重人權等核心價值而抗爭嗎？
吳牧師在「回文」中，兩次提到中國是香港的「母體」，認為「香港重歸母體實需要時間適應」。吳牧師又認為，香港問題的癥結，在於「歷史已回歸，但人心卻未回歸」，所以幫助港人確立中國特區公民身份是一個重大課題。但我認為要回歸的其實不是香港人，而是中共當局。當中共政權於二十年前收回香港管治權時，應是這個目空一切的邪惡政權因著香港，把握從新和世界接軌的契機。二十年前應是中共當權者從新重視基本人權、自由、法治、民主等普世價值的開始。可惜的是中共當局從來沒有把握這個機會。
最後，我想表達對「回文」最能認同的一點。吳牧師說：「教會不變的使命乃傳揚耶穌基督的真理，使人心轉化，使世界改變。這種使命背後是基於對聖經見證的接受，並對耶穌基督的信心。」我同樣相信教會的使命就是傳揚耶穌基督的真理，為主作見證。按我對聖經的理解，聖經所見證的上帝，是一位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的上帝；是一位看顧在患難中孤兒寡婦（例如劉霞）的上帝；是一位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的上帝；是一位會因為小市民拿伯被亞哈王謀害，而為拿伯伸冤並向亞哈討罪的上帝。這位上帝絕對不會對中共的滔天罪惡視若無睹，卻必然會吩咐祂的教會向當權者發出斥責和警告，並向市民大眾發出安慰和盼望的信息。
盼望香港教會在面對中共這個邪惡政權的步步進逼時，能站穩在對主耶穌的信靠中，並且能充滿盼望和帶著仁愛地，與香港人同行。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要迎向的不是一個無奈、絕望和悲觀的明天，而是耶穌基督王者的再臨和掌權。我們相信，從來沒有一個政權，包括中共，能不降服在基督的主權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