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的歷史可追溯至荷屬年代前的大明國時代，而高雄原名則為打狗或打鼓。日治初期，日本正式進駐台灣並設置台灣總督府，國家有計畫地將打狗建設成具規模的大港口城市，其目使高雄為大日本帝國向大東亞發展擴張作準備的支援站。1920年10月，第八任總督田健治郎調整台灣的行政區，廢廳設州並改西部十廳，分別為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及高雄五州，高雄正式改制設州，並採用打狗的日語諧音翻譯為高雄，「高雄」一詞正式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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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內不乏日治時代的建築，但是經過時代的更替，大部份已經消聲匿跡。筆者在這次旅程中遊走了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和旗山老街的建築群，正是高雄日治時代建築的代表象徵。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原為日治時代的高雄市役所，為帝冠樣式建築。這是日本在昭和初期所流行以現代鋼筋混凝土結構建造，但擁有日式傳統造型的現代建築，屬於廣義的和洋折衷建築流派，帝冠樣式亦為日本民族主義勢力抬頭的背景下，為對抗現代主義建築而產生的日本建築樣式，以軍服建築的綽號為人所知；市役所於1939年落成，中華民國政府接收台灣後，該建築續由高雄市政府使用至1992年。旗山老街則為日治時期開闢的本通，為昔日台灣糖業的樞紐，街道上的建築以巴洛克式為主體，是以磚木結構的斜頂樓房，而正立面則多用鋼筋混凝土樑與磚頭造成。此外外牆會施以洗石子工法，配合磁磚作為裝飾；老街的中央亦有建立於明治時代的旗山車站，建築風格為洋風和式，是日治時代重要的商業及經濟交通配套，市民廣場外亦設有日本的大日本武德會為推廣武道而興建的武德殿，是混合唐式與和式風格的日本建築。
在日治時期前，台灣的宗教主要為儒教、道教、佛教、基督宗教以及齋教，因此台灣總督府將儒教、道教、佛教、齋教歸為「舊慣信仰」。而在日治時代治台初期時，所提倡的宗教信仰其實並非國家神道教，總督府選擇了已經在台灣本土具有一定程度文化接近的佛教，日本佛教各宗派更於台灣各地設立寺院和佈教所。此外，日本政府以有日本血統的鄭成功曾統治台灣，以此解釋日本統治台灣具有繼承性的合法地位，同時台灣台南的延平郡王祠被改為開山神社，該神社亦為台灣第一座神道教神社。
另一方面，伴隨著十七世紀荷蘭人與西班牙人來台，基督宗教也傳入台灣。1865年英國長老會開始台灣南部傳教，筆者在這次旅程中就參訪了舊打狗英國領事館中的馬雅各博士為居民看診的蠟像，其為台灣宣教士的代表人物，鄰近旗津地區的旗後教會也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第一所禮拜堂，而台灣北部則於1872年由加拿大長老會為主導開始並始於牧師馬偕。1896年日本基督教傳道局差派牧師河合龜輔來台，開始了日本在台灣的基督教傳教事業。日治時代台灣基督教的情況與日本內地略有不同，基督信徒和教會與政治體制的直接衝突並未大規模在台灣發生，其中長老會對於總督府的政策大多配合，如符合政策實施日語禮拜。但是越接近日治末期，總督府對宗教的控制越來越強烈，1944年《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規則》中的第一項便是遵從「皇國之道、奉贊皇翼」的愛國愛教指標。如現今日本全國最大宗派的日本基督教團，前身為二戰中日本政府為方便掌控基督教，將日本所有基督教差會後解散並組織的國家教會，當時政府監禁很多不願意加入日本基督教團的教牧和基督徒。
三十年代，日本政府推動「一街庄一社」，總督府積極推動皇民化，以各地神社為信仰中心的神道教成為積極推動的宗教信仰，其它宗教均遭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本土上總共有七十座神社，日本宣佈終止戰爭後隨即神社的機能亦停止運作，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基本上所有神社的主體建築均遭到拆毀。目前，台灣屏東的高士神社是全台灣唯一仍然運作的神道教神社，筆者的朋友－黃俊瑜先生曾為該神社的神主。
在這次旅程中，筆者也到訪了前神社的遺跡，分別為現時的高雄忠烈祠與橋頭糖廠中山堂。高雄神社是昔日台灣的一座神社，前身為打狗金刀比羅神社，於1929年完工，供奉大物主尊、崇德天皇、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戰後被國民政府改為高雄忠烈祠，神社主體建築在七十年代被拆除，受保留的部分只有數座石燈籠、一座鳥居。橋仔頭社於1931年設立於糖業的商業及經濟命脈的橋頭糖廠，祭神為天照大神、豐受大神及能久親王，終戰後曾被改為宮廟福德祠奉祀土地公，及後本殿和鳥居被國軍拆毁，並改建為軍官學習上課的中山堂，現今還保存昔日的手水舍、橋仔頭社石柱、刻有奉獻的石燈籠、雌雄兩座狛犬石像，為高雄較完整的神社遺跡。此外，橋仔頭糖廠還有一尊聖觀音像，由時任社長所立，是模仿奈良唐風觀音造型所打造。
高雄忠烈祠外的舊鳥居被加上中華風格的屋頂、橋頭糖廠中山堂外唏噓的狛犬、石燈籠和手水舍，還有已經增設台灣民間信仰風格裝飾的日本觀音像⋯⋯ 這種「華和衝突」衍生出的矛盾美學而別樹一格的景象，筆者深感無論宗教還是政治，要逃過歷史的巨輪為非常艱巨的任務。昔日台灣日治時期末期政府施行的皇民化運動，為要將台灣民間信仰日本化並推動宗教信仰改造，歷史的演變似乎說明了這一系列計劃和當時日本對於國家的發展並沒有達到。事實上，台灣在日治時期於基礎建設、教育、農業及工業等各方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現代化，相當程度地影響了戰後台灣對本土認同、主體性、族群意識觀念的興起，使台灣人與戰後來台的大陸人之間形成族群隔閡，最後更引伸二二八事件。跨越歷史的腳步，其實至今日本在台灣社會的各方面影響、文化或價值觀仍然未結束在台灣的歷史任務，從宗教角度見證昔日的神社已消失，某程度上也象徵了神道教在台灣已經結束其歷史任務⋯⋯
回歸到本土，台灣、香港澳門與大陸這三地如今所顯現的各種問題，並非不同歷史經驗的個別問題，是傳統中華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命運共同體，是社會現代化過程中如何真正尋回自身的後殖民問題。如同昔日的台灣基督徒，為要在「天國」和「皇國」中實踐基督信仰。基督教信仰的依據為聖經、傳統、理性，有人還加上經驗。不過，其實這些都不是獨立自主的，而是按着教牧長執和社會影響下所詮釋出來，讀者是基督信徒的話，彼此皆身處基督所建立的大公教會中，教會本來是讓人在人生的過程中得以尋找並看見上帝的信仰共同體。反省自己在港澳地區事奉的華人基督教界，因着在歷史的發展下港澳教會彷彿規模超越了部份鄰近地區的海外教會，而香港的「國家教會」在社會參與上正與基督信仰的價值意識連結所脫節，在宗教生活下仍然崇尚教會事工發展的長遠性和完善生活，然而時代劇有落幕的一天，根據現時社會的發展終有一日面對結束、收縮、遷移作為對於這個龐大禾場的回應，然而，新婦的力量不是從自我優越和社會能力中顯示出來，乃是從軟弱、事奉和受苦中顯出能力，因為這是她的主所設立的，正如她的祖先－五十年代前的中國教會。這不是一個終點；恰恰相反，而是確保「認信教會」在基督信仰神聖的延續，這也曾經是宣教士前人所致力於的，為了更大的榮耀上帝，在大時代的變遷中光榮地完成所謂「香港基督大教」的歷史任務。
（待續）
作者：梁君培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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