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現正火速推動依據《基本法》23條的相關立法，當中，草案規定，若得知他人有意犯下叛國罪，而隱匿不報，也可處以重刑。官員甚至表示，就連神職人員聽取信徒告解、社工協助受助者的保密原則，在此規定下亦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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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議員管浩鳴早前關注，神職人員接受告解後，為信徒保密，能否在叛國罪下有例外情況；行政會議成員湯家驊認為，「法律上不承認神職人員及社工有豁免，個別人士要判斷，守法重要，還是工作的要求重要。」
基督新教(聖公會除外)沒有修和(告解)聖事，在舊教(天主教和東正教)中，修和聖事為七聖事之一，對基督新教徒而言，告解傳統或許十分遙遠。
2002年，香港發生一宗神父孌童案(劉嘉兒案)，涉案神職人員被定罪，天主教會當時曾透過《公教報》刊登文章，禁止曾為劉嘉兒進行告解的神職人員，洩露有關內容，如有違反，將依教律處以「自科絕罰」(即逐出教會)。文章刊登時，曾為劉嘉兒進行告解的趙必成神父，還未出庭作供。有教會內人士認為，教區此舉有恐嚇之嫌。
天主教宗座聖赦院在2019年7月1日公布一份文件，宗座聖赦院院長皮亞琴扎(Mauro Piacenza)樞機介紹這份文件，其中，樞機指出，「修和聖事的保密性，與醫生、藥劑師和律師當遵守的職業秘密，不能相提並論。」此外，懺悔者不是向聽告解的人傾訴，而是「向天主」説話。這份文件指出，任何旨在對告解聖事的保密性進行「強迫」的「政治行動或立法提案」，都是「冒犯教會的自由，令人無法接受」，因為這自由的合法性，不是由個別的國家授予，而是來自天主。
假若香港23條一旦通過，神職人員將處於困難局面：選擇對政權作偽證，或選擇自科絕罰(因披露告解者身份或內容，而被教會絕罰)。當然，遇有極端情況，例如為阻止謀殺案發生，神父可介入，不會違反告解保密責任。神父可通知警方，某人的生命受到威脅，但不用透露消息來源；某些國家更提供放棄追究權利文件，免卻神父須就告解內容作證的責任。
教會站在神學角度而言，懺悔者向神父告解，所懺悔對象不是神父，而是基督，神父只是協助信徒通向基督。神父在修和聖事中應該做的，是向懺悔者提供靈修指引，若懺悔者訢說其干犯刑事罪行時，勸其自首，只此而已。
赦免懺悔者後，神父需要立刻忘掉告解內容，否則對神父而言為大罪。但23條所提及的情況，是否如上述極端例子嚴峻？
歷史上，的確曾發生一樁因執政者利益懷疑受損，而要求神父透露告解內容的案件。14世紀，波希米亞國王瓦茨拉夫四世懷疑妻子有一個情人，由於她總是向若望神父告解，國王命令神父披露告解內容，但是神父拒絕。於是國王下令，淹死若望神父。(「告解聖事的秘密是不可侵犯的；所以聽告解者不得以言語，或其他任何方式，和藉任何理由揭發懺悔人。」《天主教法典》第983條第1項)
1729年，若望神父受教宗本篤十三世封聖，被尊稱為臬玻穆的若望。
縱觀以上種種，不論你是否同意告解列為聖事，但以舊教立場而言，告解內容已然交給天主，人無權過問．神父只是協助信徒通向基督，為犯了罪、得罪天主的人，提供靈修指引，和修正過犯的建議(包括自首)。所以，神父在告解中保密，有助教友放心分享，不用擔心世俗的眼光，絕對有利於教友，找到深入的靈性輔助。
當政權的利益受損時，是否可以強制要求披露內容，歷史和案例都清楚提供了答案，逼迫來臨時，作為牧者，或許此刻不是對與錯的選擇，而是順服凱撒或天主的抉擇。也許，耶穌說「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使徒行傳第五章：「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這兩段說話，值得我們再細心思考，到底在香港作基督徒，是否仍然為一件容易的事。
在世界很多地方，基督徒面臨種種困難，單是筆者認識的教內友好，他們曾有朋友，因拒絕皈依伊斯蘭，而被斬頭殺害。今天，香港的基督徒，尤其作為牧者，在患難時，能否生忍耐，是否願意捨己，背起十字架，跟隨耶穌基督呢？
作者：壽包(東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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