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周守仁樞機:當「寬恕」成為偶像化的宗教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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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日,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樞機在《公教報》撰文〈就是每年這時期……〉,周樞機在不足一千字的文章,談到「三十五年前的事」, 表示:「我們再次臨近每年這個時期。我想說的會帶來悲傷與希望、與三十五年前發生在首都那場耗人生命的事件同時並存。……我的信仰觸動我要原諒任何人與任何事。也許正是透過寬恕各方才能擺脫相互指摘和『我永遠不會寬恕』這痛苦的思維。其實,有了寬恕,修和與治癒也才有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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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周樞機提及「三十五年前」的事,其實「到底發生過甚麼事」,而令他不敢直言來談「寬恕」呢?可是大家都知道,周樞機是在暗示「六四事件」。周樞機明顯不敢提及「六四」這個敏感字眼,這是否反映我們在政權面前,都是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呢?無庸置疑,「寬恕」確是美善的德行,但「六四事件」有其公共性及政治處境,所以,需要滿足社會公義,才能指向一種復和的和諧(reconciled harmony),從而彰顯上主救贖中的愛與公義。回看三十五年,六四死難者家屬和公民社會一直都以和平方式要求「六四真相」,討回受害者的公道,爭取民主自由。在這漫長過程中,她們沒有散播仇恨,卻是以和平的方式為受害者進行維權。但換來的,是一次又一次無情的打壓、監控與被囚,而她們的血與淚就是聖靈(Holy Spirit)發出的哀鳴。「六四事件」是社會的倫理問題,不存個人私怨,而周樞機在強調「寬恕」時,他是彷彿蒙著耳朵,聆聽不到受害者的哀鳴,從而缺乏憐憫之心與批評政府的先知勇氣。反而站在道德高地說出在政治現實下的宗教語言,漠視「六四」被屠殺的人民及其家屬,並忽略了仍在被欺壓的無辜者的心靈,這無疑給受害者和大眾帶來二次傷害。本文不敢挑戰周樞機在天主教神學的造詣,而是嘗試從天主教神學角度闡述「寬恕」的實踐,是有著滿足公義的意涵。

二、天主教的七件聖事:有關第四件聖事——「修和聖事」
在天主教七件聖事裡,第四件聖事是「修和聖事」。按香港教區聖伯多祿聖保祿堂對「修和聖事」之解釋,此乃悔改(皈依)聖事,讓誠心懺悔,有「痛悔之心」的人能回頭,並全心皈依上主,停止犯罪,棄絕邪惡,從而在上主中獲得「寬恕與平安」,而告解是其中懺悔的聖事。然而,懺悔的人不止於悔改求寬恕,其中還有「補贖」的行動;以適當的方式來「賠補」或「補償」罪過,如此悔改的人便與上主和好。1可是,對於一個「無神論」的政權來說,「修和聖事」能否帶來現實意義呢?當政權是黨國不分時,卻弔詭地成為了絕對的神,它定義何謂愛國,從而把人民分類及貼上政治標籤,把法律操控成敵我的政治工具,剝奪了人民自由與政治選擇的權利,還借愛國之名延伸權力,成為一種政治效忠的指標。在這種政治處境下,「悔改」與「寬恕」對絕對掌控權力者而言,像變得遙不可及。不過,在「修和聖事」裡,讓我們看見「悔改」與「寬恕」是一個過程,乃是同屬一件事,並且,不存在條件關係,而是回應上主的仁愛,以及與受害者的復和關係,就此我們見證悔改的努力不但是人的工作,也是一顆「痛悔之心」的行動。因此,教會有責任積極勸勉世人要有悔罪之心,領受懺悔聖事,故此,在天主教傳統有《痛悔經》,以祈求上主的寬恕,並進行補贖。

三、教會社會訓導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的文件,是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要求而編撰,其有系統地簡述天主教社會訓導的要點。當中闡釋了上主、世人、教會和社會的關係。在《教會的社會訓導的本質》便指出:「所屬的領域不會是屬於意識型態,而是屬於神學的,尤實是倫理神學」,並且關乎「在社會與國際秩序中,在信仰及教會傳統的光照下,對人的存在之複雜事實做仔細反省後,所做的精確而有系統的說明」。2因此《教會社會訓導彙編》說明教會在世界之存在,有肩負起譴責罪惡與不正義的責任,也就是教會的先知性角色,其包含質疑和抗議,為「為正義而奉獻」;並保護和照顧貧窮人與受壓迫者。3在社會訓導中,有不少篇幅提及人權、民主自由、經濟公義等議題,表示人們有實踐抗爭的權利,在有關內容的第401條中,更列舉出在特殊情況下,五項的武力抗爭之準則:「以武力抵抗政權的欺壓是非法的,除非同時具備下列五個條件:(一)對基本權利的侵犯是確實的、嚴重的、長期的;(二)已經用盡了其他所有方法去處理;(三)這樣的抗爭不致引發更惡劣的紛亂;(四)有成功的希望,而這希望是了充分根據的;(五)依情理說已看不出有更好的解決之道。訴諸武力是以極端的方式來結束「顯著而長期的虐政,因它嚴重地損害人類基本權利,破壞國家公共福祉」。 4第三章〈人與人權〉是在說明政治權力的倫理基礎,是不容許政府僭越權力,欺壓和侵犯人性尊嚴的暴行,否則,人民可按良心之召喚,於反抗壓迫中見證上主救贖的恩典,因為人要服膺上主的命令;而非違背上主道德秩序的權力。故此,政權犯罪不是以「寬恕」來作結,反而如〈第四章 民主制度〉所指;是要以民主制度限制政權的權力,確保人民生活不受欺凌。

四、再思十字架的救贖
在《天主教教理》解釋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意義上,它指出:「基督的十字架及復活的逾越奧跡,是宗徒們及後世教會應向世界宣揚的喜訊之核心。天主的救恩計劃,藉著祂聖子耶穌基督的贖罪死亡,『一次而永遠地』完成了 。」有關救贖是上主彰顯對普世人類的愛,因上主為了我們的罪,把自己的獨生子耶穌交出做我們的贖罪祭,作了上主與人之間的唯一中保;使我們與上主重修舊好,又如特倫多大公會議教導說:「祂那在十架上的極實神聖的苦難,為我們賺得了成義。」,藉此強調基督祭獻之作為乃「永遠救恩之源」(來五9) 的唯一特色。5上主的救恩是在無條件地賜給我們,耶穌基督的「救贖」更是為解救人類脫離罪惡中的奴役,繼而犧牲自己,死在十字架上,成為普世的救贖行動。因此,耶穌基督贖罪祭帶來兩項觀察:第一、被釘十架的耶穌之難和復活,是滿足上主對義的求。第二、耶穌基督的「救贖」是赦免世人的罪;是救恩的邀請,接受或拒絕,純粹是我們的選擇。當接受這恩典,就要抱悔改之心、宣認和接受聖洗,來獲得「救贖」之恩典;得著上主的赦免。至於,拒絕救贖的人,按天主教神學角度,們會留在罪惡的生活中。所以,上主的救贖行動是要人的參與和互動,而願意接受救恩的人,必然是「寬恕」與「悔改」;一致地步向敬畏上主的基督徒生活。

五、「寬恕」帶來的倫理思考
綜合以上來看,天主教對「寬恕」與「悔改」的理解,是同屬一件事,卻非斷裂或條件關係,且是活潑而非僵化於教義層面。但「寬恕」對「六四事件」被屠殺的人民、受者者家屬和公共上的非基督宗教徒而言還有意義嗎?以下嘗試從「寬恕」角度帶來兩點倫理思考:第一、「寬恕」是美善的德行,在「寬恕」的同時,也是對壓迫者的控訴,而「寬恕」亦為了反支配,不讓仇恨扭曲追求社會公義的手段;但這不是向壓迫表達愛心的行動,乃是深化和塑造「人性化社會」與「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6之準備,是提升對他者憐憫和團結不同社群的委身,所以「寬恕」成為無能者的大能。第二、「寬恕」釋放未願意悔改的壓迫者的綑綁,用美善抵抗不公義。故「寬恕」不是忘記「六四事件」,更非向政權投降,乃是理性與感性之轉化,得著無愧於良心的自由之中,繼續保存美善,堅持天安門母親的三大訴求:「真相、賠償、問責」,以至中共的政治改革。所以,「寬恕」是突破抗爭的想像力,在不公義壓迫中仍能眺望那看似不可能的盼望。

六、總結
在嚴重的權力差異下,令「寬恕」在詮釋上容易產生道德危機和非人性化的缺陷。在周樞機文章中指:「也許正是透過寬恕,各方才能擺脫相互指摘」,對於這一句說話,可算是「何不食肉糜」,因為要求討回公道和尋求真相的一方,總是被政權打壓和噤聲,試問那是誰的指摘呢?每一年天安門母親拜祭六四逝去的兒子時,中共政權是如何向這班老弱婦孺進行監控呢?甚至在今天的香港是如何使異見人士身陷囹圄,相信亦不說自明。或者對周樞機而言,這一切都可以「寬恕」,但他願意向政權「勸說」,談「悔改」與「寬恕」的道理嗎?事實上,以周樞機的地位,是應該效法殉道者薩爾瓦多的羅梅洛 (Óscar Romero 1917-1980)總主教,這位殉道者的勇氣,秉持先知傳統,與受壓迫者同行,為侵犯人權而發聲,向中共勸說,表達「寬恕」和要求釋放所有政治犯,並承認所犯下的罪過,在「悔改」中,撥亂反正,還政於民。有關上述向周樞機的提議,是完全合乎天主教《教會社會訓導彙編》第三章〈人與人權〉之指引 153 條:「人權最終的根源不是來自人的意願,不是來自國家,更不是來自公共權力,而是源自人本身和「創造他的天主。這些權利是『普遍的、不容侵犯的、不容剝奪的』」。此外,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百年》通諭 44-45 段指出:「現代極權主義,乃根源於人的超越一切的尊嚴遭到否定。然而,人作為無形像的天主之可見肖象,即就實本質言之,其所擁有的權利,理應不受個人、群體、階級、國家與政府的侵犯。即使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員,亦不能侵害個別少數份子的權利,不能將之隔離、壓逼、剝削,或試圖加以滅絕。此外,極權主義的文化與實踐亦會拒絕接納教會。宣稱自己能引領歷史走向真正美善的國家或黨派,既將自己置於一切價值之上,自然不能忍受一個客觀善惡準則的存在;因為不受當權者意志操控的這個準則,大有可能在某些情況下,用作判斷當權者的一舉一動。此亦足以解釋極權主義何以有消滅教會的企圖,至少亦會逼使教會屈從於己,以求使教會成為他們意識形態機器的工具之一。」。7對於《百年》通諭向極權主義的批判,未知周樞機又有否忘記?

當論及「寬恕」時,若抽離受害者的痛苦、情感和需要的處境,這就失去追求愛與公義的實踐。在沒有悔改的「寬恕」一致性時,便排斥了救贖的恩典,把「寬恕」成為偶像化的宗教語言。至於「寬恕」則淪為政權掩飾真相的道德工具。從周樞機的文章,正好給基督宗教反省在公共領域中如何談論「寬恕」。故此,宗教領袖會否向壓迫者宣講悔改的道,來締造和解與寬恕的空間;還是繼續在誤用或濫用「寬恕」一詞,令信仰不自覺地失去愛與公義的見證,並反過來阻礙或破壞公義彰顯的進程,這就成為信德與愛德的考驗了。

作者:林子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神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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